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nature has been dissolved in the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therefore, traditional defensive ecological design methods should towards more broad and more ac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landscape - the man-made nature as a structuring medium to construct the new order of urban ecology, and proposes the new paradigm of design ecology to rebuild large scale build environment and to recollect gradually fragmented urban fabrics.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Artificial Nature, Design Ecology, Land Mosaics

　　1  引言

　　毋容置疑，生态学对城市和环境设计的影响尤为重大，特别是从奥尔多·利奥普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记》（1949）、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1962）、伊恩·麦克哈格(Ian L. McHarg)的《设计遵从自然》（1969）和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T. T. Forman）《景观生态学》（1985）出版以来。在前赴后继生态主义浪潮的影响下，生态设计俨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包括北美及欧洲的郊区化、中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城市的迅速增长，导致这些区域肌理的碎片化现象，形成了复杂的土地和空间的镶嵌体，并由此产生巨型尺度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这些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大尺度的景观特征，自然与城市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彻底变化，纯粹的自然（原生态的自然），不说是无处可寻，至少可以说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所谓“自然已死”。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福尔曼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土地镶嵌体（Land Mosaics）的城市空间特征，因为受人为的影响、经营、设计和规划，当代的自然已失去其纯粹形式，已被技术的力量所穿透，而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1]。然而长久以来，由于我们深陷“人工与自然”、“自然与城市”、“保护与开发”诸多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为此，本文试图跳出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以景观这一“人工化的自然”为城市结构性的载体（Structuring Medium），提出“设计生态”的新范式，作为对快速城市化、全球化和日益抽象化的城市环境的一种回应，并希望以此重新组构大尺度的人为环境，缝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2  生态设计：面对当今城市的局限性

　　西蒙-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图亚特-考恩(Stuart Cown)对生态设计的定义是: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2]。这样的设计就好比叶脉与叶面的关系：设计就是叶脉，而叶面就是自然，生态设计就是将设计融入自然中去，从而显著减少设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长期以来，环境限制性的生态规划理论、叠加图方法以及适宜性分析为大家所熟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它为使用土地的经营者和规划者提供一个土地的使用与生态系统之间“匹配”的操作方法。通过对构成特定自然生态系统各组分进行分析，判断各种发展事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最终推荐出最合适的土地使用方案（图2）。然而，当今城市、乡村，甚至包括偏远的风景区等，所有的自然形态都可以说受到人为制造、经过人为规划或者管理甚至人为破坏的影响，所有这些既成事实，都对传统防御性的生态设计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挑战：

首先，这种生态设计理论及方法似乎都不适用于当今的大都市。在当今的都市中，司空见惯的是错综复杂的各类基础设施、建筑以及人工化的河流与零星的公园绿地。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上是一种“土地马赛克”（镶嵌体），原始的生态基底（叶面）已不复存在，“纯粹自然”的环境已难觅踪迹，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更是无从说起。因此那些试图通过纯粹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来回归自然的行为都显得太过于天真。

　　图2   麦克哈格的千层饼模型                            

　　其次，上述以评估程序为基础的环境限制规划理论，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防卫性规划，试图通过适宜性分析、叠加图分析或者土地潜力评估，以避免人类活动对高环境敏感地区产生干扰或破坏作用。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已成为全球现象，不断碎片化的土地使得有价值的自然环境或者敏感地区逐渐缩小。因此从方法论的层次而言，只能“叠加自然因子”，而无法“叠加城市因子”的环境限制的适宜性分析和叠加图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在面对当今全球城市环境议题时，已逐渐显露其局限性。

　　因此，面对自然已经消解的城市，传统防御性的生态设计方法，应转向更全面，更积极主动的生态分析与规划方法。生态的介入必须从生态保护型的“生态设计”的所谓“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转变到生态创造型的“设计生态”，即 “设计创造自然”（Design by Creating Nature）。

　　3  设计生态：景观作为人工自然的生态介入

　　“景观不是自然风景……它只是地球表面上人造的空间体系。不管其形状和大小怎样，它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或自然环境的某个特征；它总是人造的，总是合成的，总是容易遭受突如其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 1) 。的确，作为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一种“人工化的自然”，景观能够将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人工的）联系成一个能行使功能的生态体系。并能在自然已经消解的城市中建立“人工生态学”与“城市形态学”的结合提供平台。正如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所说：为应对日益抽象化的环境，人类需要发明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态学来挑战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带有科学偏见的传统生态学[3]。詹姆斯?科纳所指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生态学就是 “人工生态学”， 而景观设计作为一种“人工自然”的生态介入，正是这种“人工生态学”的操作手段。

　　景观作为生态介入在城市设计领域中的最早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由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 Olmsted）设计，被称为“蓝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顿后湾公园。19世纪中期为建设城区而填埋了后湾附近的泥河，导致了洪水的不断泛滥。奥姆斯特德最初的设计动机是想恢复潮汐沼泽地，以便控制洪水泛滥并改善水质。与当时流行的画境园林（Picturesque）不同，建成后的后湾公园由自然的溪流、人工的河道和湿地、以及作为城市循环体系的排洪通道共同组合而成。它既不是田园风光，也不是自然美景，更不像精致的花园，而是一个利用自然体系原理，并把它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的一个工程与自然结合的产物。它向我们展示了由交通基础设施、雨洪工程、风景规划以及城市设计各专项工程相互融合的景观生态控制系统（图 3）。奥姆斯特德是这样描述他的“人工自然”的生态体系的：“在人造都市的土地上它也许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可能暂时会有认可度和合适性的问题……但它是由基地原有条件直接发展而来，与人口密集的社区的需要相一致。如果这样去考虑，在艺术的世界里它将是自然的，因为对于厌倦了城市的人们来说，他们更欣赏纯朴的诗意情趣，而不是精致的公园”[4]。由此可见，景观设计作为生态介入，对环境可以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甚至可以修复和重建自然。

由荷兰西8设计事务所阿德里安·戈伊茨（Adriaan Geuze）设计的位于荷兰泽兰（Zeeland）的防浪提项目，是当今运用景观设计作为生态介入的一次有益尝试。设计者利用当地蚌类产业的废弃物（黑色和白色的贝壳），创造了一个黑白相间的圩田景观，用来作为吸引深色和浅色的海鸟的觅食地。这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生态过程中，“自然选择”及“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同时整个圩田景观又与周边大尺度的环境相互呼应，交替且重复平行出现的黑白相间贝壳带看起来极富视觉冲击力，像是周边基础设施的延续，从而将整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图4）。

　　图4 西8事务所的东斯凯尔特防浪提项目

　　“组装的生态”(Assembled Ecology)是芝加哥林肯公园设计竞赛获胜方案-，设计者以芝加哥典型的街区（Block）的尺度为蓝本，推导出模块化的景观基础设施的组件，并以此构成城市边缘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框架。这种“组装的生态”模式确保了每个模块的自主性与完整性，只要未来这个组织体系的框架被维持和保留，人们就可以在各自的模块上安排各种活动和项目。因此，来自政治、文化、财政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压力将会被这个极具弹性的框架所缓解（图5）。不难看出，设计者试图通过这种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可塑性的弹性体系来取代现代主义刚性的形式与结构，成为一种组织城市空间形态的更好途径[5]。

　　城市中的建筑和街道，曾经被现代主义认为是城市的机器。然而，借助于让自然做功的自然通风、天然采光；太阳能、雨水的收集与利用以及生态化补偿机制，建筑也可以变得自然生态。同样，应用景观的途径对街道的雨水进行收集，不仅可以很好地起到干旱与洪涝的调节作用，维持地上和地下水的平衡；同时将雨洪的收集和再利用的过程与人工湿地、绿地和公园系统相结合，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图6是位于美国波特兰一个繁华街区的唐纳德溪水公园，设计者设想用“设计生态”的手法再现其昔日湿地的渊源。借助于地形从南到北逐渐降低的特点，收集来自周边街道和铺地的雨水，于此相对应的是植物种类的发布，代表着土壤含水量从底到高的变化过程。收集到的雨水经过坡地自上而下不同植物过滤带的层层吸收、过滤和净化，最终多余的雨水被释放到坡地下方的水池中，成为公园的主景。由此可见，“城市和基础设施可以像森林和河流一样生态”2)。

　　上述案例充分表明，面对自然已消解的城市状态，我们必须以“设计生态”的“人工自然”新范式加以应对：即通过景观的手段来模仿自然特性和借用自然元素来重新构建人工化的生态新秩序，从而创造近乎自然条件、混合人类使用与自然特征的人工环境。这将为从纯自然、纯人工到人工自然过度的行为和过程提供互动与交流、镶嵌与混入，直至相互融合的界面。“通过这一界面，当今城市得以阅读和展示；通过这一界面，当今城市得以 建造和延展”3)。

图5 组装的生态

　　图6 景观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框架

　　图7 雨水收集的景观途经 — 美国波特兰唐纳德溪水公园

　　4 结语

　　21世纪城市设计的最大挑战在于寻找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形式。特别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所特有的空间尺度巨大，而时间尺度急剧压缩的情形下，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显得刻不容缓。“自然已死，设计万岁”（Nature is Dead, Long Live Design）4)，面对当今城市发展中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设计生态”的新思维，是作为应对新形式的城市公共空间和一切非（不）自然的一种选择，隐含了我们对生态学的一种新的态度，是对当今“人地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义。通过“城市形态学”与“人工生态学”的结合，寻求改变长久以来“城市”和“自然”对立和分离的状态，并由此建立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来帮助我们看清当前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和探索可持续的城市设计与发展策略等课题。

　　与传统的生态设计不同，这种由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合成的自然(Synthetic Nature)、设计的或组装的生态(Designed or Assembled Ecology)是以景观作为城市结构性的载体，通过生态创造和修复等方式来积极地、正面的介入和干预环境的改变，创造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和结构的过程，其尺度超越了我们的视觉极限，其深度穿越了地表的厚度，而其过程则是在整个“场域”（Field）上展开的。

　　注释

　　1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Corner. Terra Fluxus.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M]//Charles Waldheim. Edito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3 引自Charles Waldheim. A Reference Manifesto.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M]//Charles Waldheim. Editor.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4 Bihan在美国《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杂志2011(1)上的文章.